1976年后，中国壁画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落成的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中的壁画**代表性。与前述壁画不同的是这些壁画的位置和幅面纳入了建筑物的整体设计规划之中。为适应陈设的环境气氛，着重强调作品的装饰性和视觉的愉悦感。使用的材料有聚丙烯颜料、釉上彩绘、陶板等。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袁运生的《生命的赞歌》等，受到美术界的好评，也引起各方面的浓厚兴趣。在它之后，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者开始把壁画考虑在设计方案之中，壁画艺术的专业队伍也逐渐形成。 壁画艺术的这个转机被称之为“中国壁画的复兴”。1979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各城市的宾馆、饭店等公共建筑中出现了不少壁画。这些壁画的题材以风光名胜、花鸟、古代文化及神话传说为主，在形式上都有适度的变形和装饰性的线条、色彩处理，基本上是北京机场壁画风格的延续和发挥。但在壁画的工艺、材料方面，有明显的进步，除了聚丙烯颜料被广泛使用外，传统的釉上彩绘、刺绣、石板线刻也用于壁画。 高温瓷化玻璃镶嵌壁画、大型陶板高温花釉刻绘壁画、天然大理石镶嵌、沥粉、贴金、浮雕、重彩的综合运用以及玻璃腐蚀技术等，使壁画艺术呈现多姿多采的面貌。例如，吴作人、李化吉的《六艺》（山东曲阜阙里宾舍），侯一民、邓澍的《百花齐放》（人民日报社礼堂）,王文彬等人的《山河颂》（北京华都饭店）,唐小禾的《楚乐》（武汉宾馆），严尚德的《晨曲•日月星辰》（北京中国剧院），杜大恺的《屈原》（北京燕京饭店）,张仃的《长城万里图》（北京长城饭店）,袁运甫的《智慧之光》，许荣初、赵大钧的《乐女游春》(塘沽渤海宾馆)，徐加昌、任梦璋、祝福新等人的《棒槌岛的传说》(大连棒槌岛宾馆)，何山的《九歌》（湖南省图书馆）以及李建群、段兼善、李坦克、娄溥义、杨鹏等人为人民大会堂甘肃厅所作的一组壁画，在借鉴传统壁画、学习西方壁画、吸收民间美术、探求不同材质的特色和处理壁画与建筑的视觉谐调等方面，各有不同的建树。新一代壁画家对北京机场壁画为代表的壁画风格不满，他们力图使中国壁画有更深的精神内涵和更新的形式，希望壁画艺术从宾馆、酒店走向更宽阔的公共场合。这种愿望的实现有待于改革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青年画家在新的壁画语言探求方面的突破。